社会科学研究(6篇)

时间：2024-08-14 来源：

社会科学研究篇1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社会科学研究篇2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论文，项目编号08JK1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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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建辉：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方法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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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明玲、王建涛：引文分析的局限性及其改进[J]．图书馆，2000（6）．

社会科学研究篇3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上世纪7O年代中期产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科学的知识进行怀疑和批判，试图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利益模式”为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自从“正统的”科学哲学提出的科学的客观性以来，对科学的客观性怀疑，不仅不断地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以至发展到先是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性的弱化，再到后现代思潮者那里时，科学的客观性已无任何立锥之地。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哲学以外的解构形式和途径，而这些当中要首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的解构最为有力、彻底。

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知识社会学理论为间接的知识来源，在经过社会学和哲学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所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两类知识的划分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和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于社会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反思科学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这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学的“实质性理论”(即科学知识过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称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由于那些研究学者们的工作大多从库恩思想中获得过重要启迪，故也有人把这些工作笼统叫作“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起着导向作用，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哈贝马斯的批评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于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说明科学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最终得到其提出的科学知识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主旨。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的“科学元勘小组”，小组成员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群体称为爱丁堡学派。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Shapin)以及安德鲁·皮克林(AndrerwPiekering)等，爱丁堡学派受后库恩科学社会学影响较深，该学派所关心的是:解释信念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什么得以产生或维持。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这种思想随即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种信念有其社会根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种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社会利益上的考虑所左右;而后者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驱动的，因而是社会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的:“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库恩认为这些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考察自然科学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呢?爱丁堡学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关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它领域所采取的相比，绝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在认识上优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种忽视和否认社会因素作用的解释模式。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知识及社会意向》中提出了“强纲领”(StrongProgramme)(相对主义建构论方法的别称)，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界线存在于科学知识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强纲领”的“强”具体体现在它要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信念体系，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以使社会学方法能应用于描述一切知识体系，包括数学和逻辑学这样远离经验的科学，开创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具体来说“强纲领”可以定义为以下四个信条，即(1)因果性。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会存在其它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2)公正性。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即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调查并对它们产生的原因给予公正的说明。(3)对称性。这是就其风格而言的，就是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这是就原则而言的，其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和有关对称性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反驳其自身的理论。对于以上四条，要特别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这些原因是指诸如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理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的等因素。爱丁堡学派认为由于在“实在”和我们对“实在”的陈述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着我们不可求助于那种在科学和自然现象之间预先设定联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诉我们对于进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对信息存在的解释而言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对称性要求对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尽可能地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布鲁尔打比方说:生理学的目标是说明健康的有机体和病态的有机体，机械学的目标是人们理解正在运转的机器和出了毛病的机器、依然矗立的桥梁和已经倒塌的桥梁。反身性很明确，即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被解释。“强纲领”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认为:“知识”是“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知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其它时代的文化中相当于科学知识作用的神话、魔法、宗教等各种信念系统，科学知识与其它信念系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应该与其它知识系统一样接受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强纲领”在真理观的研究方面认为:所谓一个理论的真理性的确定，常常是在它被选择并运用于实践之后，在因果说明中逐渐反映出来的，即社会为获得真理的心理体验提供或强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会因素也就成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论，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样的，要想给真理下定义，最好是从真理的功用性着手，并且还把真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即关于“真”的信念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而言的，不存在超历史、超文化的真理标准，从而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态度。

三、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对知识的社会学说明并不是爱丁堡学派的首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采用了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断言: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观念，是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客观世界提供的自然环境中演进的，这个环境不断地被人类的行动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时，人类创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从创造活动中产生了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并受到在当时特殊生产方式下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它们既被用来操纵自然现象，又被用来支持或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同等看待，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关注焦点和发展速度或许为社会条件所决定，但科学的概念工具和实质结论却并非如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模式开始被用于对科学和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曼海姆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两部奠基性著作《认识论的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曼海姆着重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响知识的一个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对知识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谈利益对知识的影响，所以是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响之外的。默顿命题的第二条强调了经济和军事的功利性在科学组织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带有一些阶级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仅仅停留在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做外部的说明，虽然有一些利益影响的因素，但其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同样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只是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焦点、课题方向以及特定领域的知识何以得到迅速增长的外部体制的说明。

爱丁堡学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为了解决强纲领中提到的“归因问题”，按照强纲领的思路，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用A代表某种社会因素，用B代表某个科学概念或理论，则A>B成立。爱丁堡学派认为巴恩斯所说的社会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可以使用“利益”作为一种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这些利益可以是社会体制上的或经济体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专业事务上的，有两个案例可以用来说明利益理论:(1)巴恩斯列举了20世纪生物学界在进化论观点和遗传观点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卡尔·皮尔士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威廉·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者”。前者认为:生物繁衍是一种通过变异的连续选择而进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后者则认为:生物的繁衍是一连串的突变过程，这个过程根本不可预知和控制。两种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认为根源在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他认为，皮尔士的进化论观点与新兴的优生学密不可分，优生学主张通过逐步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且直接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社会进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强调生物繁衍的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因为他的立场保守，其阶级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害怕社会的进步，宣称社会突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皮克林则利用职业利益来解释一些学术之争。他认为: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会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资料、理论或模型，由于每一个科学家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因而他们倾向于承认那些与自己的认识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莱夸克时，皮克林同样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认为当时新发现的粒子在解释上存在“色”和“味”之争，而“味”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对新粒子做“味”的解释更符合主流传统的利益，也更能体现权威物理学家在其中的影响等。

事实上，利益模式所要说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识的真伪问题，不关心在被接受的理论中哪一种更能反映事实，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关心知识是否为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承认和接受，以及探讨这种理论被这个阶级承认和主动选择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利益是分析知识状况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知识主张，但某种知识主张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缘由。后来才逐步上升为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发点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决定作用则过于偏激，让人难以接受，其实利益也像其它社会因素一样，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篇4

〔摘要〕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

>>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解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互联网利用状况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本挖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应用述评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文本挖掘技术应用进展论中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合作结构项目视角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比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探讨传媒学转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走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论与质量观及其评价机制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构建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综述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思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研究地学价值论: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Abstract：Inthispaper，basedonthearticlenumberpublishedonthedomestictopjournalsandreproducedontheXinhuaAbstract，aqualityindex，modelfortheresearchofsocialscienceandthehumanitiesisbuilt.AndthemedelisusedtoempiricalevaluationoftheresearchinstitutionsinChina.Theresultsshowthatthetop10institutionsinChinarespectivelyareRenminUniversity，Th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PekingUniversity，Bei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University，TsinghuaUniversity，ZhejiangUniversity，WuhanUniversity，SunYatSenUniversityandFudanUniversity.

Keywords：evaluation；researchqualityindex；ranking

社会科学研究篇5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核心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2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

社会科学研究篇6

关键词：学科制度；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73-07

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呼声。“无论是在问题还是在方法的维度上，社会科学都应该是面向现实、面向其他知识体系开放的。惟其如此，社会科学才有可能获得前进的推动力，理论创新才能得以实现。”[1]然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却阻力重重，有学者更是指出目前社会科学“还远没有具备跨学科交流或研究的条件”[2]在这些诸多阻力之中，有意识形态、资金投入、人员素质等诸多方面因素。“跨学科活动不仅是知识体系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资金支持、人员配置与认知活动的相互配合。关于跨学科活动体制化的运作方式恐怕是比跨学科的认知进路更为复杂的课题”[3]

跨学科的体制化运作方式，只是跨学科研究运作路径的体制化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跨学科研究运作路径就显得更为深奥。但无论怎样，跨学科研究总是知识行动者在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在进行着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建构。而学科制度“实质上是以知识行动者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制度体系。”[4]行为背后是制度，过程背后是结构。学科制度为洞察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提供了蹊径。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路径进行抽象归纳和整理，在此基础上，以学科制度为切入点，剖析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存在的制度问题及其成因，并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优化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基本轮廓

跨学科正在不断地契入到传统的社会科学阵营，并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立足于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现状，并通过对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文献的归纳处理，我们分别从行动主体、组织形式、运作机制以及价值取向和质量评估五个维度来打开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黑箱。

1.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行动主体。任何研究，都是知识行动者在研究，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亦然。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知识行动者相对单一，学术共同体是知识行动者的代名词。而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行动主体呈现出跨学科性，甚至超学科性。以典型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二战中兴起的美国地区研究为例，其研究者就来自不同学科，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都被广泛吸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推进，很多学者将知识行动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家机构、跨国公司、社会传媒，甚至影响知识生产的压力集团，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以各自的方式介入的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并最终影响着知识的生产和建构。正如吉本斯提出的以跨学科为重要特征的模式II知识的生产一样，“知识的起源不仅牵涉到更多的参与者，而且他们广布于整个社会中。”[5]

2.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形式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有序化开展，总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组织形式：通过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通过社会上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研究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通过各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或项目进行的跨学科研究。[6]而上述三种组织形式中，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受到最多支持的一个概念。“在多数国家仍以学科为基础来组织其高等教育与研究的传统制度形式中，研究中心是将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集合在一起的最佳的组织方式。”[7]研究中心之作为跨学科研究活动的组织形式，其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打破现有的学科或学院结构，从而能够将学科共同体以外的成员，聚焦在同一个框架内从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3.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运作机制。

如何有效地组织知识生产是当代科学研究模式变革和创新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样也面临这一问题。学者J?维罗斯特基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经验，指出有效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机制如下：（1）对合作研究计划进行解释，必须把基本术语的诠释标准化；（2）有计划的整体化研究包括对共同研究计划的详细阐述；（3）在系统阐述种种假设的研究计划中，假设之间得到验证的相互直接依赖性，是努力寻求共同目标的整体化因素；（4）真正跨学科一个更深刻的特征表现在，有可能依靠共用术语的诠释来解释所获的结果，而这些诠释应该在研究工作中得到修订；（5）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研究结果可以不用更多实质性改动，便能与参加研究的学科中各种存在着的概念体系相适应；（6）由于跨学科研究显著克服了单一学科的片面性观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实际用途很广泛。[8]

4.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实践中，存在着悬置学科、抛弃学科还是超越学科的立场选择问题。从悬置学科到抛弃学科，再到超越学科，跨学科的外延越来越窄。这也反映了目前人们关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价值取向的分歧性。但这种分歧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美国学者J?P?克莱因提出的关于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为打破局限而必然出现的逻辑悖论；以及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强调的，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但同时又推进了新的分化。[9]基于学科的概念，跨学科是对学科的跨越。该跨越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跨越知识体系；二是跨越社会建制。因此从语义角度而言，跨学科的立场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从开放的角度来理解跨学科，即跨学科是一种知识工具，而该知识工具的导向是多元的：致力于复杂问题的解决、捍卫原学科，或促成新学科，挑战并超越学科，探索知识的统一性等等，都应该纳入跨学科范畴之中。

5.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质量标准。“以传统学科研究的评价结构为基础，吸收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小组似乎仍然是评价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7]而如果将跨学科研究的课题视作是一个领域，那么进入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也就可以视作是同行。因此，同行评议还依然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质量标准。但是，与传统的同行评议不同的是，今天的同行评议可能将其人员进一步扩展，尤其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尤为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行动主体不断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美国学者A?拉尔金认为，社会科学除了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形式标准与认知标准）外，还包括“外部的”现实标准，而这种“外部的”现实标准是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保障。[10]这使得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评价，增添了更多的应用情境性，如成本效益、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伦理道德等。因此，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质量标准变得综合和多维，也因而导致其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制度壁垒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知识行动者基于特定的学科制度框架所从事的跨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活动。因此学科制度为洞察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提供了蹊径。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与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它包括学科制度精神和学科制度结构。前者是指智慧活动的人文理念、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或普遍原则、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后者是指职业化的研究者、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评价、资金资助等。[4]基于学科制度视野，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具体运作还存在很多壁垒。

1.学科制度精神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限制

（1）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智慧活动人文理念的局限。智慧活动人文理念的核心，是对知识的追求和信仰，即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1]这一理念对于科学研究的进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外部”的现实标准，如成本效益、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伦理道德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工具理性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进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而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智慧活动的人文理念，却又内在地与工具理性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已经通过大学的自我纠结而表现出来。大学是象牙塔还是服务站？当大学还处在这种自我纠结的过程中，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在大学以外的组织中获得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理性保守的结果。

（2）以知识扩展为目标的科学活动精神特质的不足。科学活动的精神特质，默顿将其归纳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在默顿那里，“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12]而沃斯斯坦对这种精神特质的关注，更多强调了对普遍主义的追寻。“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也正是从18世纪到1945年分化的社会科学形成的重要原因。[13]虽然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是多元的，并不必然排斥知识的扩展，但这种以知识扩展的目标的科学活动精神特质，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即规限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扩展怎样的知识以及如何扩展知识。

（3）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的限制。“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14]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即使在今天单一学科内部，也越来越受质疑。更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的操作细则更加多样化和不确定化。因为“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应遵循三条基本的操作规则：有效性规则、条件性规则、多样性规则。”[15]现代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已经表明，研究方法是可以移植、渗透和融合，换言之，研究方法不再是学科边界划分的依据；同时，研究方法的使用，应注意是否有效以及使用条件的限制，而且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不是单一方法所能解决的。因此，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操作细则具有浓厚的情境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一旦运用到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必然对这种以情境性为特征的操作细则带来了挑战。

2.学科制度结构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限制

（1）对非职业化研究者的制度排斥性。当前的学科制度体系，本身就是学科划分的制度体系，是区分同行与非同行、职业化和非职业化的依据。于是，现有的学科制度结构更倾向于将非同行和非职业化的研究者排斥在外。但是，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恰恰需要突破无形学院的边界限制，接纳或吸纳非职业化人员不断进入研究领域之中。“实验室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超学科研究都明确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必须通过各类异质的成分之间对话，通过科学家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交流才能实现。”[16]于是，学科制度的排斥性限制了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行动者的聚集和互动。

（2）不利于培养跨学科社科研究人才。学科制度，不仅仅规限着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它还通过规训学科新人的方式来为学科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提供知识行动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的人才培养计划，是学科制度应有的内容。而这种规范的人才培养计划，是依托于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在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内，知识体系的凝聚性、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和学科认同的一致性，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于是，这种专业化的学科建制，培养的往往是专业的学科人。因此，在既有的学科制度框架下，跨学科社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重视。

（3）同行评议和成果流通的现实困境。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和流通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环节。传统的单学科研究，其评价和流通体系已经相对成熟，包括同行评价、教科书、权威出版机构、学术交流系统等。而跨学科研究与传统的单学科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是多样性的，研究过程需要考虑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互动[17]，甚至存在着某些非科学因素[18]。因此，如何突破单学科的同行评议和成果流通的约束，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引入多元评价和建立跨学科成果出版物的技术性问题，还是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开放性思维的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是知识行动者的利益博弈问题。

（4）跨学科研究基金资助的竞争约束。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稳定的基金资助，已经成为科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不同的基金主体有其特定的研究兴趣和意识形态偏好，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如何广泛地动员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同时又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建构基金资助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则需要学科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完善的相互沟通。”[4]这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更为突出。一方面，传统的以单学科为基础的基金资助体系必须革新，但这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跨学科知识行动者自身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有限的跨学科研究基金资助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损害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问题成因

1.学科制度精神先天具有的惯性约束

学科制度精神是学术共同体拥有的共同信念、价值观念和符号系统。学科制度精神一旦正式形成，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智慧活动人文理念、以知识扩展为目标的科学活动精神特质、以普遍原则为依据的科学研究操作细则等，在这种相对稳定性的作用下，容易演绎成文化惯性甚至惰性，从而对外来文化产生抵触和排斥现象。加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表现出松散型学科文化的基本特征，除攻关重大科研项目外，学科成员往往愿意自行选择知识生产的场所与方式，知识生产的合作程度要低于自然科学学科和技术学科”。[19]这必然进一步限制了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因此，学科制度精神先天具有的惯性约束，不利于新的学科制度精神的生成和引入。冯刚教授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悲观的原因也正在此。他认为，跨学科交流必备三个条件，一是学术共同体要意识到学科分割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因此，任何学科都是平等的，跨学科交流是必需的；二是学术共同体要反思学科自身的逻辑问题，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解释现实社会而不是建立所谓的内在逻辑；三是学术共同体要意识到社会理论的性质，理论只是认识现实社会的手段或工具，而不是现实社会的本质。[2]这三个条件显然都属于学科制度精神范畴，它实际上是对传统学科制度精神的一种挑战甚至颠覆。但在传统学科制度精神惯性作用下，这种挑战和颠覆又是何其困难啊！

2.学科制度结构先天具有的刚性壁垒

学科制度结构通过学科的社会建制为知识行动者划疆立界，它一方面建立了知识行动者从事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标准，保证了他们在边界内的学术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学科准入制度，强化了门户之见，使得学科边界泾渭分明，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学科的独立对应着一批人的社会利益，成为一门学科意味着拥有一批固定的职位、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源。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外在社会建制、得到社会承认的学科才有可能从外部获得存在和发展的资源。”[20]为了保护学科的利益，各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有意识地捍卫学科尊严，巩固其领地。其结果是，学科与学科之间互成堡垒，外部人难以进来，内部人难以出去。即使一些受过严格训练，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具有浓厚兴趣的知识行动者，他一旦跨出学科边界，但由于很难获得体制外的资源支持，往往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重新返回学科内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制度结构先天具有的刚性壁垒，也是知识行动者利益博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学科制度结构是以科层制维系起来的。“科层制是管理的强有力的工具，科层制一旦建立，便总是运用其权力维护其地位，而不是促进变迁和革新。”[21]而且在科层制中，组织的权威更多附着于职位，且多呈现金字塔状。虽然学术组织中，可以将学术权威与职位权威统一化，但却无法回避科层制权威的金字塔化。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多中心的协调和治理是必然的。因此，基于科层制的学科制度也先天阻滞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生成。

3.当前学科制度生发的土壤依然存在

学科制度先天具有的惯性约束和刚性壁垒，不利于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有效运作，甚至阻滞其运作。而这一学科制度的生成，却与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直接相关。众所周知，现代学科制度是西方的产物，这种分门别类式的现代学科制度的生成，最先是在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并在公共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学科的界限由特定的社会团体来维持和界定。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的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22]当前社会科学的疆界林立的学科制度生成，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派生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例，这种划分“反映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声称国家、市场和国内社会是三个独立的支柱，依靠这些支柱现代社会结构被建立起来……假如现代世界的现实是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那么似乎很明显的就是学术活动应该尊重这个现实。或者更有力地说，就是社会科学如果不考虑不同的规则和统治每一个现代领域的结构，就不能充分地了解社会世界。”[23]所以，社会科学学科制度的生成，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话语霸权建构起来的。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在构建各种社会科学和知识世界的三种分界线的同时，也构建了现代大学的本身，并使其成为首要的实际上是独有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再生产地方。大学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制度生成和发展的渊薮之地[13]。显然，今天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还是现代学科疆界林立的大学丛林，都依然为传统学科制度双重壁垒的生发和固化提供了土壤和养份。

五、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运作的优化路径

在学科制度视野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景是悲观的。但学理的分析不能回避现实的突围。今天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的呼声可谓是此起彼伏。做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做最好的准备。基于学科制度的壁垒分析和原因梳理，推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运作，还存在较广阔的行为空间。

1.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培育知识行动者

跨学科研究，首先需要跨学科人才。通过有计划地开展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则是推动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杠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合培养人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视野，而且“这也许会导致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组合形式”。[13]虽然目前的学科制度框架下，跨学科人才培养还缺少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的清醒意识以及在此意识指引下的可行的措施。在现有的学科体制框架下，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可以通过硬性规定跨学科选修课程或者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来进行；还可以通过多学科人员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共同实施人才培养过程来进行。当教学和科研都呈现出跨学科特征，那么跨学科知识行动者的培养，在技术上也就不成问题。

2.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推动多中心治理为特征的跨学科学术建制的建立

尽管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形式既可以实体化也可以虚拟化，但在当前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阻力重重的背景下，寻求跨学科学术建制可能还应该是优先考虑的方案。在体制内，目前跨学科社会科学实践已经表明，各大学、研究机构成立的研究中心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相对有效的组织形式。但我们认为，由于学科制度的壁垒，寻求体制外的学术建制，可能应该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真正能够异军突起的新路径。“因为大学、系、专业协会和个体教授在维护他们研究领域的存在上有着既得利益，所以在超越所谓跨学科研究方案和‘电子大学’现象上，到目前为止仅有有限的可观察到的进展。”而“课题的重要安排和新的组织方法的实验正在现存的组织和制度之外实施”。[24]但必须强调的是，与传统的学术建制应该有所区别的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建制，应体现出多中心治理的特征，只有这样，多学科的专家权威才能够在同一个组织框架内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锋。

3.运用协作式或整合式方式推动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概念的共识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除了有研究者们必要的合作愿望之外，还应有其他参量或达到其他标准。”[8]如同前文所述，这个参量或标准，可能是多元的，但跨学科的知识行动者在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和概念上的共识至关重要。离开了研究计划、目标和概念的共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可能就是一个大拼盘。要真正推动跨学科学科研究，就必须努力推动共识的形成。有研究者通过成功的跨学科研究案例研究表明，“研究人员的知识和技术的整合方式被归纳为两种类型：即‘协作式’与‘整合式’。‘协作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协作进行研究，‘整合式’指由掌握多个学科知识的人进行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25]通过协作式或整合式，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行动者，既可以发挥某一学科方法、概念、范畴、判断、命题、理论的优势，又可以克服其局限性，从而最终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性开展。

4.扬弃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

传统科学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推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就必须扬弃传统科学思维方式：既要破除学科不平等观和学科优越感，允许并鼓励跨学科研究，又要整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促进知识规训和问题解决的统一。坎贝尔认为，建立一个综合完整的多元学科，其“主要障碍就是‘学科优越感’，这是一种有助于被看做是学科核心研究发展且允许学科或边缘成分相对衰落的内在动力机制”。[26]因此，如果不能破除学科优越感，跨学科研究只能是貌合神离甚至是举步维艰，难以开展。同时，跨学科研究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无序”、“统一”和“不确定性”，更不能完全否定“有序”、“分割”和“理性”。因为跨学科研究总是相对于学科而言的，科学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学科分化和学科聚合的过程，也是学术性和实用性矛盾运动的过程。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合法性支持。

5.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在体制内优化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环境

目前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往往是在夹缝中寻求空间或者是在体制外获得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行动者，其个体力量很难冲破固化的学科制度壁垒。在现有的学科制度框架下，完全取消当前的学科制度，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以优化跨学科研究的制度环境。首先，可以有选择地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学位的限制，设立跨学科学位，从而建立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保障和激励机制。其次，设立跨学科研究专项基金，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条件支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跨学科基金资助经验，政府、私人基金会往往是主要基金资助者。再次，建立跨学科研究成果宣传和流通平台。跨学科研究的意识需要通过实践来推广，需要通过成果来强化。因此由政府牵头或资助建立跨学科研究成果宣传和推广平台，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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